怡然居

禅文化是印度佛教智慧和中国文化精蕴交融而升华的结晶。 它的思想体系完成于八世纪中期，大约唐代中叶的马祖道一禅师时期。成熟于九世纪后期，大约唐末五代的云门文偃禅师时期。 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社会习俗逐渐密切结合，演变成为中国民族的宗教。 隋唐时期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完成。在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中，最富有民族特色并且影响最大的宗派是禅宗。 进入宋代以后，原来佛教的宗派，有的早已失去传承，有的寓于其它宗派，唯有禅宗兴盛。 禅宗玄学化的禅法思想和传承模式、教义的组织形式和清规的建立，特别对士大夫阶层价值观念的适应和对他们的启发影响，都有着极大的效应。 以至于在明代以后，禅宗已经在融合型的汉传佛教中占据了主体地位。 自六祖慧能以来，唐代的社会上相当流行参禅习禅，禅宗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阶层中大部分人所向往的境界和追求。 禅学发展，离开了原来佛教的形式和仪规，显示了独立的特色，成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 原始禅源于古代印度，早在印度远古时代的《奥义书》中便有关于禅的记载；后来释迦牟尼采用了其中的精义，扬弃了其中的糟粕，把“禅定”作为佛教有别于婆罗门教特定的修持方法。 禅的中文译名为“禅那”，简称为“禅”。 在原始印度禅的定义上，禅和禅定、三昧是分不开的。 后来在中国，但以禅来命宗，是为禅宗，而在原始禅定的基础上，赋予禅更灵活的生命力和更深广的包融性。 至于印度禅在中国的再生、超越，则是始自唐代的六祖慧能。 禅不立文字也不离文字；禅不是文字却也离不了文字的传颂。 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相对而言，道又可道，名又可名。可道的还是道，可名的还是名。禅是可道的道，禅是可名的名。 正如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 禅的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旨意，正由天道中显出。 正如诗一般，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可兴的是禅，可观的是禅，可群的是禅，可怨的是禅，因之，禅文化的生命力是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 只要真修实证，只要真参实悟，横说禅竖说禅，众生说禅，国土说禅，尽在言中而不失其旨。 如或不然，任你千般巧说，万种风情，终究是夏虫语冰，盲人摸象，煮沙成饭，说食不饱。 禅是教外别传，出于佛法又别于佛法。 禅不是宗教，也别于宗教。 如同宋代禅门传说：自灵山会上，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旨。尔后天下老和尚皆以本分事接人，不以教理文字，意解入微，名之曰道。 苟有旨意，多为圆融宗教，不落言诠，直下要学人体取本地风光，一切现成，非于经教之外，别有佛法。 只缘学者大半内不知了明自心，外不能顿歇诸缘；徒然迷指为月，认沤为海，以文字义理而为究竟。故祖祖佛佛皆直示安心之法，便能于诸经教外，因指见月，得意忘言，不离文字，而体证如如。 禅入乎经教又出乎经教，透过禅的实悟，可以更好地修证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之觉”。诚为真修实证的不二法门。 广义来说，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心要，狭义而言，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就的实证方法。 禅的精髓之处，在于与时偕进的创新精神，在于追求真理，注重实证，在于生活和学习中的民主与和谐，德行与智慧的结合，在于不设佛堂，只设法堂，敢于蔑视权威，呵佛骂祖，直指人心，成就智慧。 禅不是文字或口头上的戏论，而是要求学者皆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可经实证，可以持续发展的方法论。 千百年来，禅门能延续心灯，独唱祖庭，展示慧命而亘久不衰，便足以说明禅的真实和精纯。 禅是一组诠解生命真谛的智慧，它湛精圆妙的体系，且为中华文化放出空前的异彩，流风遍及，历唐宋元明清，乃至韩国、日本等国，都深受影响、历久不衰。尤其深远地影响了西藏前后弘期的“心性之学”——大圆满与大手印。 禅宗真正走出印度佛学的系统，进一步涵化两国文化的精蕴，完成自己独特的风范，而开拓了深远流长的慧命，正如前面所说，是在马祖道一的时代。 在中国，禅宗作为生命之学，虽和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之学，别帜互异，但却后来居上，兼融并蓄地包涵了各家的精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文化。 只有掌握了这把“黄金之匙”和智慧的方法论，在浩瀚无涯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海之中，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而有余地；也更足以说明，为什么不精通禅文化，不亲证禅宗的心地法门，就无法真正理解唐代以来直到明清两代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的实旨和内容。 在此之前，禅宗除了继承印度佛学的功用和行证而外，始终含持着般若智慧和唯识逻辑交融的古朴而严谨的学风和情性，代代相传，由菩提达摩《楞伽》印心到东山法门的般若观心，一表无遗。 继此之后，三玄论孟，荀墨学庸，互为交流；自传统的经典文化中突破，一股清新自在、充满生动机趣的泉源，从深厚的黄土地中漾溢喷出，如春风细雨，蕴润浇灌了大江南北和山泽野地。 所谓“拈花微笑”，“不立文字”等的宗旨，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生命思想的真谛和情趣，从此遍及到一花一叶，蠢动含灵；不需透过皓首穷经的义理辨解，不需经由钟鼎庙堂的祈福加持，人们就可亲切、直率地触及到真如自性跳动的脉搏。 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正是禅宗祖师带来趣向真如的宣示和超越自我的启蒙。 “明心见性”已不再是那么遥远生疏的指标；这些都是中国禅宗特立独行的典范。 这些属于整体生民的火炬，划过中国历史的长空，为当代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智慧德业。 佛教产生以后舍弃了苦行，继承了禅定，所谓小乘禅观的“四禅八定”，就是在古印度外道禅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佛教的传入，“禅定”也传到中国。随着佛经的流通，习禅之风遂在中国盛行。 就在北魏时期，南印度的达摩来华，“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在与其同时，或稍晚的年代，中国北方也盛行着西域僧佛陀扇多的禅法，这一派由其弟子僧稠作为代表。 《续高僧传》说：“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历精盖少。” 于此可见，达摩的禅法在当时知音者少，殊难行通；但其见地功用，均居上乘，故后世遂以达摩作为中国禅宗的奠基人，而为禅宗初祖，灯灯相续。 从达摩到四祖的东山法门，早期的禅宗开始由大乘有宗（唯识）向般若空宗转化。 到了五祖弘忍年代，达摩的禅法已经走上完成宗派的时代，以《金刚经》的传授而取代了《楞伽》传心。 《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这就是禅宗立名之始的渊源。 其实，禅宗可以上溯到释迦牟尼悟道之时，由自觉、觉他而觉行圆满；这是禅宗的宗旨。 传心悟心、开佛知见，也都是禅宗教外的精髓和禅宗别传的心法。 禅宗不立佛殿，唯树法堂，区别于其他佛教宗派的寺院，突出了禅宗修持的特点，体现了禅法超越言象之外的实证精神，确立禅宗“教外别传”的标旨，反映了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禅宗的生命力。 朝参夕聚的“参禅”、“小参”制度的建立，使学众不分多少高下，只按照出家时间的长短，安排于禅堂中，体现出禅僧们在佛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规范。 参禅者平日“任学者勤怠”，“不拘常准”的接引方法，强调学者个人自我发展而建立自信、自肯、自担当的“无畏之心”，这对禅的参悟和体验都有重大意义，也是禅的精神和生命力的表率。 宋代伪经《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记载拈花微笑的公案： “世尊于灵山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请佛说法。 世尊拈花，不说一字，一时百万人天，悉皆罔测，独金色头陀，破颜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汝摩诃迦叶。” 这段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从宋代流传开来，后世好古者遂以讹传讹而定为禅宗的源头。 姑且不论其情真伪，透过这个公案，至少在宋代禅宗已经向世人公开宣示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旨，显出自己非宗教、非哲学思辩的思想体系的门径特色。 —代时教——禅宗，自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永世不灭的功业。 佛陀是印度一个城主的儿子，他循着当时婆罗门教的仪礼出家修行，经过多年的探讨和实证，综合了印度历代的智慧精华，超越了其中宗教迷信的糟粕而完成了一个充满圆融智慧的新生的体系——佛教。为人类寻求到一条通往幸福和宇宙真理之路。 他把自己追求真理，真修实证的心路历程，宣示无遗，后人把他的思想精华编撰成册，形成了博大精深，综罗万法的体系，他用—系列可以经由实证得到印证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告诉世人，只要如他一样“如实”修证，众生都能和他一样，成就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之觉”。 正是禅文化把印度佛教的带有宗教崇拜形式的“佛”，转化成为同《易经?系辞》和《大学》中的“大人之觉”的同义语。 从此，禅宗成为传承佛陀智慧的心地法要，而走出宗教的樊笼。 后世所谓的“佛教”，则是释迦所阐述追求真理过程和实践方法的理论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各种“经典”，透过经典的教化，学者可以达到和释迦本人一样的“大人之觉”，名之曰佛的教化。 所谓的“宗”，则是实践和印证教理的方法，因人、因时、因地、因教理的不同，而分立出的各个实践法门。 古德有言：通教不通宗，有如独眼龙，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必如永嘉禅师所说的：宗亦通，教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才是“宗教”真实的涵义。当是对于禅宗文化内涵最好的说明。 几乎可以这么说，自唐代而后，禅宗已是中国佛法的别称。 虽然历代还都保持着传统佛教中经师、论师的仪轨和风范，也都有着净土、藏密等宗教的传承，但作为中流砥柱，续佛慧命，独领风骚的主人公，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屡现其风采的还是禅文化。 中国的佛教到了盛唐之世，虽势如中天，但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原有的佛教体系已经成为僵化腐朽的宗教形式，已不足以承当继起的风云变幻；于是后来的禅宗，挟着新生威力，雷霆万钧，应时而兴，开启一股顶立的风潮，展示一页崭新告示，掀开了中国佛法智慧再生的序幕。 经过百年来，三武一宗的毁教灭法，中国佛教的生命力已被摧残到支离破碎，形神殆尽的地步；幸而历代禅宗大德，能在荒村野店外，没有庙堂钟鼎的赞颂，没有经论典章的义解，仅凭着一衣一钵，心愿和承当，而延续了佛法慧命。 这是禅的精神，也是禅的智慧，更是中国文化深层的命脉；就是这股生命力，使中国文化精神屹立于世界，经久不衰，中国人历经苦难而不屈，更能相继创造出新生的伟业；在中国历史中只有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可堪匹配。 盛唐到中唐，约一百多年间，自青原、南岳而始，经马祖、石头而继，禅宗自此，卓然而立，江湖称名，蔚然成风。 几至晚唐七十余年，五代五十余年内，禅宗的传承虽由灿烂而转于平淡，但却又开启了五家七宗的另一股高潮。 时序进入五代，禅宗经过一时的冬眠，又在早春的江南复苏。 五家七宗的分立，正是花开结果自然成。他们都是一脉相承，互成反生，因为始作俑者——各宗祖师们，摄化善行，格调各异，门风相竞，慕其道者，各有所宗，各取所用，云集门下，遂成其宗；随着时代演变，好事多事者，文人无聊，群兴附会，于是乃形成后世所谓的五家七宗之学。 因此，如果说禅宗有五家七宗之分，则是胶柱鼓瑟，无知无识，莫此为甚，应知禅本一家法不二致。 世俗多以参禅打坐泛指禅宗，如《红楼梦》中宝玉等人说禅等故事，实是以偏概全，以无稽谈真实。 其实禅门方法不拘一格，如珠子走盘，灵活自在，实无定法可堪执着。 所谓参禅，是专指“参话头”而言，它是禅宗别于一切教理的独特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承智慧的方法，所有禅宗大德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皆由此方法启发智慧而能承当，舍此而外，只是空口诳言而已；传到日本，称为“公案禅”，由公案禅生出的日本大德，更为日本大和民族的再生精神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禅文化的特质是在日用平常中、起心动念时，都能自己作主，了了常知，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任运自在，平实不华，于平凡中具其伟大，寓伟大于平凡中；所谓圣人只是想作个平凡的人，所谓凡人是想作圣人的人。禅文化的宗旨可以由唐代的沩山禅师上堂法语略明一二： “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 从闻入理，闻理深妙，心自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话计始得。 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沩山禅师所谓从缘顿悟，即人们常说的“明心见性”，此“明心见性”只是一了而已；如上所说“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则是百了之事，亦是向上一路之事。有如毛主席等入主北京，只是一了之事，而后还有改革开放直至未来等兴国大计，才是百了之事。 禅宗心法，始则一了，终则百了；此即所谓真实理地，不立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 于此当知教外别传之禅文化之深妙广大。 中国禅宗可说是吸纳了印度佛教的智慧，更含融了中国文化，诸子百家的精旨，弃除了其中宗教迷信，神秘崇拜的糟粕，撷取了其中博大精深，洁净精微的精华，而创生了这个伟大的参取智慧的“黄金方法论”。 唐代佛教，经典和教理之研究已经非常发达，寺院经济力量也达到了一定规模。 唐代，除了一般意义的庄园经济，寺观庄园经济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其经济活动的体现，与一般庄园并无二致，甚至在推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远比一般世俗庄园经济还要有深远广泛的影响。这是禅文化对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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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禅不是宗教，并且与一切宗教的本质及其形式完全无关。 禅（世界里）没有创世者、造物者，也没有上帝、救世主，更没有神化的佛陀；禅不需要信仰，并且认为信仰是对真理本身最大的亵渎和遮蔽，但却又包融信仰，使信仰更接近智慧和真理。